资中筠：美国“新公益”模式在中国不可行

      资中筠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最近由新经典文化推出，本文是该书的序，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

    本书自第一版《散财之道》2003年出版以来，迄今已有12年，中间又出过两版，每一版都有增补和更新。第一版只就美国论美国，并未涉及中国，材料截止到2002年。刚好从此时起，中国的公益组织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而且本人也因此书之故，开始与中国这一领域有所接触。于是第二版加了有关中国的一章；第三版又有大量补充更新，都是关于中国部分，并附加了一组那一个时期本人有关中国公益事业的文章。美国基金会部分则仍旧。

　　目前这一版关于美国和中国两部分都有较大更新。美国部分主要是增加了“新公益”。因为近十几年来，一种新型的公益事业在美国迅速兴起，书中缺了这一部分，反映的图景是不全面的。这种新型的公益，概括而言，是以追求影响力和效率为基础，营利与非营利混合的公益模式。最初兴起于英国，开始不为人所注意，后来在美国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超出国界，迅猛发展成强劲的潮流。举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例子，小额信贷可以算是基于这种理念的一种创举。不过当前的新公益已经远远超出这一种形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模式，具体操作方式五花八门，新名词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市场的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仅是无偿的捐赠，也可以是一种可盈利的事业。其目标对象当然还是弱势群体，但是不把穷人当作单纯受捐赠者，而是潜在的创业伙伴。若比之乐曲，“创投公益”好比是主题，其他形形色色可归入新公益的组织和模式都是其变奏。

　　这种新公益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现实需要。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被誉为经济战略思想家的几位教授，而积极拥抱这种模式，大力倡导并付诸实施的是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他们并非像有人怀疑那样既想得慈善之名，又不愿放弃赚钱，也不是纯粹理想的利他主义。关于发起者的动机，本书第十五章有详细分析。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因素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感，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有增无已，而且日益复杂化，单纯的公益捐赠和政府的福利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而且如果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政府的税源和传统公益慈善的财力也会日趋枯竭，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新的公益模式，这一新概念是密执安大学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考奈尔大学企业管理战略荣誉教授哈特（Stuart L.Hart）首先提出的，他们创造了“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和“社会企业”等名词。其含义可称为“全民资本主义”，即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制约财富向上集中。普拉哈拉德还提出了以全球“金字塔底层（BoP）”人群为服务对象，用市场的手段提供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

　　事实上，这种新模式在他们提出新的概念之前已经在英、美等国有所实践，而大规模发展是在20-21世纪之交。从民间公益人士到政、商领袖都予以倡导。2014年5月在英国举行了一次带有标志性的会议，主持人是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200名来自27个发达国家的政、商、学界精英济济一堂。主要发言人有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林顿（前美国总统）、马克·卡尔尼（加拿大英格兰银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谷歌执行总裁）、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教授）等。发言内容的共同点就是目前这种贫富不公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多数人分享繁荣，就不能算民主社会。卡尔尼说得明白：“正如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加节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吞噬掉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换言之，他们意识到，两极分化严重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当消费者无钱消费时，商业企业也就失去获利的机会。购买力不足直接威胁到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利益，乃至威胁资本主义本身，所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存亡。如英特尔的创始人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委婉地提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到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执着于这一信念而对许多出现的迹象视而不见，这些迹象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尽管胜于计划经济，还是有改进余地，可以变得更好的。”

　　既然资本主义必须改善已经是共识，那么如何解决？百年多来应对这种两极分化有过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以市场为基础来进行改良；福利国家部分地缓解了矛盾，但只是在分配这一端进行调整，发展到今天也已弊端丛生；最后一次努力是10年前布莱尔与克林顿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也未能阻止危机的出现和繁荣的成果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会上就改革方向达成的共识，接过了学者发明的“包容性资本主义”这一概念。

　　就美国而言，从小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解决贫富不均问题都是民主党的主要议题之一。2015年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大量篇幅也是着重谈论这一议题，并且表明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决心。传统的政府手段不外乎用财税政策调节，在刺激供应和刺激需求之间摇摆。现在由政商精英们认同“包容性资本主义”，意味着他们支持并参与新公益，而且一旦参与进来，就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于2014年在都柏林一次题为“包容性增长的全球教训”的演讲中，概括白宫经济计划的中心元素就是：“提高中等收入、降低贫困比例、更广泛、更加包容性的增长”。与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计划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着重点在贫困人口，而前者主要在扩大和加强中产阶级。当然在政府政策层面还是反映到税收的大幅度调整，而且一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政府税收政策不是本书的主题。重要的是，政府认识到民间公益的重要性，并主动与之合作，大力支持，把更多的人口圈进从事增产的市场，而不是单纯的以有余补不足，这就是“包容性资本主义”的含义，现在已经是相当一部分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方向。

　　传统的公益的模式，虽然也强调“授人以渔”，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但是其程序不外乎先有人不论以什么手段大量积累财富，然后再捐出来做公益。新的模式旨在从一开始就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寓公益于商机，用一位创投人士德雷顿的话来说，不满足于授人以渔，而要掀起一场“渔业革命”。各种新名词迭出：“影响力投资”、“包容性商业”、“包容性繁荣”、“创造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演变”……等等，不一而足，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它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他们在推动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也许可以相当于一百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也是政、商、知识界、媒体以及平民联合推动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当时被列宁称之为“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在他们自己就明确是拯救资本主义。提出“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其含义还超出“供应学派”和“需求学派”之争。因为把穷人包括进来不仅是提高其购买力，创造需求，而且还要培养更多的投资者，降低“企业家”的门槛，从而加强供应。

　　还应该强调的是，这场新的革新浪潮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这批有前沿思想的人强烈地意识到今后越来越多的因素使全人类祸福与共，最明显的是环境、传染病无法分国界，贫穷问题也会溢出国界。狭隘的损人利己的所谓“国家利益”结果是以损人始，以损己终。市场经济也一样。所以关注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外加生态环境，绝不是一国之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全球40亿的金字塔底人群为目标。如果套用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庶几近之。但是不一定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对全球现实的清醒认识，只不过这些精英眼光看得更远而已。现在还不能认为这一想法已经成为主流，可以预见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今天，还会遇到强烈的反对。在实践中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最后成效如何，现在尚难预料，但是这样一种代表革新的思潮是值得关注的。

　　本书第十章论述了美国基金会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一个不必避讳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蓬勃兴起的无数小的草根公益组织，其资金来源很多是靠境外公益组织的捐赠，在一些默默无闻的有志之士锲而不舍的运作下，为当地不同的领域做了许多惠及民众的工作，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这些都与政治无关。因为“金字塔底”的人口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其中有相当数量也包括中国人。中国本土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各类草根组织只有少数幸运者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组织，并有了在国内自筹资金的渠道。假如大部分组织都被禁止接受外来资助，受损失的只有原来受惠的中国民众，对境外组织并无损失，它们完全可以把业务转到别的国家，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印度就是其在亚洲首选国之一。

　　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是，上述“新公益”模式中国是否可行？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少数创投公益和社会企业的例子，如第十六章所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中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主要财力在私人，而中国主要在政府；其三，美国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中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纯粹非营利的慈善公益已经摸索了一、二十年，如今营利与非营利的新公益面临的问题更要复杂得多。

　　创投公益的模式在英美等国已经试验了几十年，有曲折的试错的过程，逐步发展起来，淘汰率相当高。在美国得以发展成规模，既有实力条件也有人文条件，还有民主、法治社会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基本的诚信氛围。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风险和挑战，其倡导者需要经历不少艰难险阻，只有理想坚定、有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者最后获得成功。国人善于引进新的名词和口号，“创投公益”、“社会企业”等名词已经屡屡见诸报端，预计很快就会有许多以此为名的组织出现，难免良莠不齐，名实不副。真正有志者需要对困难有足够的预见和准备，严肃认真对待，才能实至名归，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另外也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和规范。这一新事物方兴未艾，我国已经有一批先驱者出现，为行业起示范作用，希望能扎实前进，最后实现规模效应。